约翰•卫斯理 Wesley, John

约翰•卫斯理 Wesley, John（1703～91）

生于英国北部林肯郡的厄普卫司，是撒母耳和苏撒拿卫斯理的第五个儿子。约翰与他的  弟弟查理斯（圣诗作者），是十八世纪福音复兴运动和循道运动的领袖。

卫斯理的家族有很深的宗教信念。他的祖父是清教的不从国教者；父亲受过高深教育，后来决定返回英国国教，并且在牛津大学受业；而约翰的母亲，不管是用哪一个世纪的标准衡量，都可说是个杰出的妇女。

约翰十岁即离家，往伦敦的查特豪斯受教育（1714），后来（1720）再在牛津的基督教会书院就读（学士，1724；硕士，1727）。他在1725年之前，没想过“要以宗教作为一生的事业”；这种改变可说是他的宗教或道德的改变，与十三年后的福音悔改同样真实、重要。同年，他受按立为执事，而翌年则成为林肯学院的院士。透过一个“宗教朋友”的影响，卫斯理开始阅读金碧士（参效法基督）、泰勒（1613～67，英神学家、主教，兼名作家和讲员，有“英讲坛之荣耀”之称），和劳威廉等人的作品。1727年夏，卫斯理离开牛津，在罗克特（Wroot）教堂担任父亲的助手，并且在1728年受按为长老。

1729年他在林肯学院的邀请下，返回牛津，很快就成了弟弟查理斯所召聚之群体的属灵领袖。其他学生称他们的团体为“圣社”，后来则改称为“循道派”，指他们凡事皆循规蹈矩，是语带讥讽的。无论如何，这群体一起研习新约希腊文，把无数的神学及属灵作品写成简易本，每星期禁食两次，每周领圣礼，并且定期探访病患的及坐监牢的人。

约翰和查理斯卫斯理于1735年父亲去世后，便离开了牛津，去美国乔治亚宣教。宣教期虽颇短暂，对兄弟俩的属灵生命倒有重要的影响。首先，令他们改变的有两项因素，一是透过往美洲船上一班德国莫拉维弟兄敬虔的生活，另一是当时新兴的活动，就是以小组形式，给予完全奉献的男女信徒属灵训导。约翰于1738年回英国后不久，便遇上莫拉维会的牧师伯勒尔，他强调因信称义，内心有得救确据，及胜过一切罪恶。卫斯理深为这些信念折服，认为是与圣经、历史的基督教，及几个见证人的经验吻合，于是他也开始追求及传讲因信称义的道理了。

1738年的五月二十四日，卫斯理参加了伦敦亚得门街莫拉维会的聚会，觉得心里“异样温暖”，皆因有人在会中宣读了马丁路德写的罗马书注释之序言。近代学者对卫斯理这个福音经验的性质有不同的意见，但后来的历史显出，这个经验实在影响了他每一方面。他由这经验而生出的热心，又联合了他弟弟查理斯和圣社其他会员（如怀特腓德），便形成了一股复兴的火焰，使伦敦、布里斯托尔，及报纸传媒触目。

强调个人藉信心而得救恩的经验，是当代英国国教之领袖视之为不需要的“新教义”，他们认为人单靠婴儿洗礼，就足以得救。很快地，大部分英国国教的教会大门都向卫斯理关闭，他们只得在街头聚会。1739年四月，怀特腓德邀请约翰去布里斯托尔，好把金斯伍德大批新信主的煤矿工人组织起来，以基督教教义牧养他们，训练他们成为门徒，这正是卫斯理最擅长的恩赐。

循道派神学的核心是爱∶神的爱是为万人的，而神的恩典亦是为所有人预备，只要人在耶稣基督内，以信心接受祂的救恩即可得到。

这种（预期的）恩典观所著重的乃是，神把自己给予每一个人，要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并且保障人真正有机会回应。称义或使人得救的信心，是恩典的结果；而悔改归正的经验，则是由两部分构成∶称义，那是基督的公义归到信徒身上；和新生或重生，那是圣灵把基督的义生在或归到信徒身上。成圣的恩典包括信徒由悔改到死亡之间，圣灵在他生命中的工作；卫斯理认为这工作既是即成的，也是渐进的。因为那是恩典的工作，是人只能透过信心来接受的，所以成圣可以是即成的。但“整个成圣”的工夫，基本上是人对神和对别人的爱，因此成圣就是神无限及大能的爱，在有限的信徒身上彰显的过程；就此意义而言，成圣就不可能是一种“绝对完全”那样的静态状况（这是卫斯理不断否定的），而是一种不断向前推进的状况。

约翰卫斯理的循道主义不仅是一套神学，而是一种对基督徒生活的了解，强调信徒与慈爱天父之间那种喜乐又个人的关系。这个关系落实于人对上帝的敬拜，和对人的爱。爱失丧之人的意思，就是在传福音时“把基督给他们”；爱贫穷人的意思，就是社会关怀──为孤儿寡妇预备房子，提供免费医疗、食物、衣物、教育，及主日学等；爱初信者的意思，乃是训练他们成为门徒──小组牧养；倘若信徒给教区教会逐出来（当代英国国教对循道派信徒常采取的行动），便为他们举行圣餐；并且为初信者预备圣诗与属灵诗文、研经材料、祷文、单张、儿童祷文、日课、诗歌；出版成年人属灵的作品（包括神学和灵修的），每月的属灵杂志。总括来说，约翰有生之年一共写了四百多种不同的出版物。

在基督徒群体中，爱人的意思乃是诚实地放下偏见，同心协力，为要得着失丧之人（如∶“致天主教信徒的信”），加上真诚的合一（合一运动）精神，愿意从每一个真正属灵的传统去得着教益。他爱全世界的心，使他能说∶“世界就是我的教区”。他自己为宣教而去过的地方，包括乔治亚、德国、威尔斯、爱尔兰和苏格兰。自1769年起，卫斯理便差遣循道派的宣教士去北美洲，而在美国与英国战争后，更按立他们，使他们继续在前线工作。

卫斯理的工作实在惊人，在他五十二年的事奉生涯，平均每年走四千哩（骑马），共讲了四万篇道。但他最成功之处，乃是能选召、组织，及训练人成为属灵领袖，包括男人和女人在内；透过不断成长的小组、地方领袖，和游行布道家，卫斯理能够维持宣教的热诚及其果子。他从不忽略对初信者的教导和训练，务要使他们成为门徒。从实际的意义而言，约翰卫斯理的循道主义，是牧养的更新，也是实践平信徒事奉工作的果子（包括男、女信徒在内），更是对福音神学和宣教的真实回应。透过卫斯理和循道主义，十八世纪英国广大的劳动阶层，终于有一种可行的灵修生活。

【见证】“给我一百个人，我就可以将英国翻转过来！”——约翰•卫斯理

——摘自《迥别的祝福》

若是论讲道，其实约翰·卫斯理讲得可能不如怀特菲尔德那样生动活泼。但是卫斯理极富组织及管理的能力，又博学多闻，对社会及国际局势深入了解。因此他不但成为整个福音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，也成为针砭时代罪恶的先知。他的影响力，并不限于基督教的圈子内，更扩及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每一个阶层。所以，英国的福音大复兴运动，能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影响，约翰·卫斯理可以说是当居首功。

若要细数，约翰·卫斯理对那个时代的贡献，实在不胜枚举。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最重要的方面来略述一二：

1.循道运动(Methodist Movement)

其实约翰·卫斯理终其一生，都自视为英国国教的牧师，他也无意领导群众脱离英国国教。然而双方歧见越来越深，教会路线也越行越远。所以在约翰·卫斯理于1791年过世之后不到5 年，其追随者就正式成立了“循道会”。在中国，这个教会早期被称为“美以美会”，又有人称之为“卫理公会”。宋美龄的父亲宋耀如，就曾是美以美会最早按立的中国牧师之一。

历代著名的布道家很多，例如美国的慕迪(D.L. Moody)、葛培理(Billy Graham)，中国的宋尚节，英国的怀特菲尔德等。但是约翰·卫斯理是与众不同的一位。因为大部分的布道家都只做劝人悔改、信耶稣的初步工作，但约翰·卫斯理却将这些刚信主的信徒们组织起来，有计划地、深入地、切实地做跟进和栽培的工作。这是他的独到之处。

卫斯理使用的方法很简单，却很实用，就是他组织了“班会”(Class) 和“会社”(Society) 。首先，他将十二人左右的初信者组成“班会”，并设立班长，负责监察及纪律的考核。每次班会的聚会，班长会轮流询问班员，是否有酗酒、赌博、打老婆等恶行。因为卫斯理深知，这些刚悔改的矿工和劳工，生活习性不是短时间可以改过来的。只有经由班长考核并推荐的人，才会准许受洗。这种模式是今天基督教某些“小组教会”的雏形，而约翰·卫斯理也应该被称为“小组教会模式”的祖师爷。

后来信徒日渐增加，从1742年开始，他打破传统，任命未被英国国教按立圣职的一般信徒为“平信徒传道”(Lay Preacher) ，后来又设立执事、教师及探访员等职，以分担牧养及关怀的工作。1744年开始，约翰·卫斯理又在全国设立几个教区(Circuit) ，每个教区由教区长(Superintendent) 负责管理，并由巡回传道人(Traveling Preacher) 负责教导与讲道。他又让妇女参与教会圣工，这在教会历史上是个创举，也是一大突破。

其次，约翰·卫斯理对教会模式的另外一个贡献，就是成立了“主日学”。但是当年这个所谓的“主日学”，与今天各教会流行的做法与目的并不相同。在当时，“主日学”乃是“在主日(周日)下午的文盲识字班”。而所用的教科书就是《圣经》，目的是要教导教会中占多数的文盲们读《圣经》。

其实这个构想最初并不是卫斯理或循道会信徒所发明的，而是由英国国教的罗伯特·雷克斯(Robert Raikes) 首先提出的，但是在英国国教内他并没有得到响应，反而是约翰·卫斯理大力推动了这个计划。于是在十几年之内，全教会的信徒大部分都能识字了。到了信徒的第二代，很多甚至已经跻身于知识分子之列了。

虽然当约翰·卫斯理过世时，英国循道运动的信徒只有8万多人。但是他过世之后，循道会反而发展得更快。到了1850年，单单英国正式登记的会员就已经超过35万人。但是有的历史学家认为，这个数字可能是被低估的，实际上，应该高达200万左右，约相当于当时英国总人口的1/8 ！

在美洲新大陆，循道会的发展甚至超越了英国，其中后来被按立为会督的亚斯伯利(FrancisAsbury ，又译为艾斯伯理，1745-1816)贡献最大。亚斯伯利未曾接受太多的正规教育，但是靠着自修，他后来甚至能通希腊文和希伯来文。他18岁就被按立为传道师，并在1771年自愿前往美国传道。当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，几乎所有的英国国教牧师和循道会( 当时尚未脱离英国国教) 传道师都逃回英国，亚斯伯利成为美洲大陆唯一的循道会传道师。

为了照顾在美国的信徒，1784年约翰·卫斯理就任命科克(Thomas Coke，又译为库克) 以及亚斯伯利为美国地区的共同监督 (Co-superintendent)。在亚斯伯利的殷勤传道下，美洲的信徒增加很快。从18世纪70年代的1,200 人增加到1813年的214,000人。亚斯伯利效法约翰·卫斯理的榜样，常常骑马巡回讲道，平均每年约6000英里，一生讲道超过16,000次，旅行达27万英里。

2.福音运动

然而约翰·卫斯理的影响力，绝不仅限于他亲自领导的循道会而已。18～19世纪英美的整个福音运动，都是在他的影响下，如火如荼地发展着。甚至在英国国教圈子内的牛津运动(Oxford Movement)，也是福音运动的结果。

虽然他自己被英国国教所排斥，循道运动也在他过世后五年，就脱离英国国教体系，成立了卫理宗的教会。而且在 18世纪末，英国国教内的神职人员中，可能只有不到5% 是福音派的。但是他在英国国教内部，仍有很大的影响力。例如圣诗《奇异恩典》的作者约翰·牛顿牧师，主日学运动的发起人罗伯特·雷克斯，国会议员威伯福斯及他的克拉朋联盟( 参阅本书第3 章) 等人，都是英国国教的牧师或信徒，却在卫斯理的感召下，推动或促成许多教会及社会的改革。

在英国国教之外，福音运动的影响力就更加明显了。有清教徒背景的“分离派”(Dissents，包括浸信会、贵格会、公理会等 )正式聚会的教堂，曾由1690年的251 处，降到1740年的27处，但是1800年又急速上升到926处。而非正式的聚会点(如家庭、谷仓等)，也由1740年的506处，增加到1800年的3491处。可见福音运动使这些独立于英国国教之外的教会人数暴增。

不但如此，他们在教会和社会的影响力，更不是可以用人数来衡量的。因为这个福音运动不仅是宗教性的，更是社会性的。对卫斯理来说，社会改革乃是福音运动的“副产品”。因为福音的复兴，使基督徒个人及基督徒团体的良知被唤醒，更愿意委身于社会改革运动，朝向在世上建立公义的国度迈进。这在英国上层的政治家，以及基层的工人身上，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其影响力。

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德里(J. W.Derry) 在《19世纪英格兰史》一书中，从经济史的观点，评论这批因着福音运动而信主的政治家们说：“是这个福音大复兴，挽救了英国免于大革命。因着他们个人的信仰重生，改变了一个人，进而改变了周围的环境，终而改变整个国家。……这批循道会的政治家，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，是极其深远的。”

此外，历史学家汤普森在评论循道会的历史作用时，也认为福音派信仰一方面赋予工人以尊严，启发了他们的觉悟；另一方面，也教导工人遵守纪律，顺服权柄。因此，为即将到来的工业社会，培养出第一批敬业的劳动者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·韦伯的名著《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》，就从另一个角度，验证了这个结论。

3.社会改革

约翰·卫斯理看到社会实际的现况，陆续兴办了许多慈善事业。他所做的事既多且广，列举如下：

*在各地广设孤儿院及养老院，称为“陌生人友谊社”(Stranger’s Friend Society)，以收容年老无依的寡妇及孤儿 ；

*设立平民诊疗所，提供免费义诊，以照顾工人及贫苦阶层。他甚至写了一本《基本的医疗》，教导民众简易的医疗和民间处方，再版达22次之多；

*创设“慈惠贷款基金”(BenevolentLoan Fund)，规则是每人每次最多借20先令(后来增加至5英镑)，然后在3个月内每周还钱，以帮助贫困者还债，免去牢狱之灾，并且贷款给小商人；

*设立习艺所，传授贫民谋生技能；

*设立京士屋(Kingswood)传道人子弟学校，提供免费的教育，后来更促成了政府举办国民义务教育；

*在教会内开设主日学，不但教导文盲识字，甚至开设简易的数学班，以教导家庭主妇记账，学习量入为出，以免负债。

此外，在约翰·卫斯理的感召下，还有许多人投身于监狱改革、贫民教育、医疗改革等慈善事工，而废奴及劳工法等种种社会改革法案，也陆续透过国会议员在推动。甚至在他过世后五十年之内，许多个人以及团体 (如救世军、青年会等)，都还在继续推动社会改革的工作。

因此，卫斯理的福音运动，一方面教导工人们不要采取激烈的暴力对抗手段，要顺服执政掌权者，要成为“社会的凝结剂”。并且借着信仰，使劳工们的生活、品行都有明显的改善，也提升了他们的自尊、自信和自爱。同时，又发动国会议员、企业家及官员，进行由上而下的社会改革。使得社会改革的成果，透过法律化和制度化的程序，能够更加持久、坚固。在这些人的共同努力下，英国成为第一个以法律保障劳工利益的国家，也是社会福利最发达的国家。这种双向性的社会改革，是英国崛起的内在因素，也是福音运动所带来的成果。

约翰·卫斯理曾说过：“给我一百个人，他们除了神，什么都不爱；除了怕得罪神，什么都不怕。只要有这一百个人，我就可以将英国翻转过来！”因此，约翰·卫斯理所领导的福音运动，的的确确将英国翻了一个身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