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布真复兴讲坛:导论

 

导论

一八五九年一月四日,一个星期二的晚上,年方廿四岁的司布真在伦敦城的艾克特堂(Exeter Hall)内,对男青年会所召集的大群众讲道。他的题目是:”关于圣道的宣传。”他恳切祈求复兴:”我们必得承认,到现在圣灵还没有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浇灌下来……如果神的灵今晚降在会众中间,临到所有的圣徒,那将要生出何等的结果!我们所求的不是惊人的兴奋,乃是神灵的浇灌……现在是圣灵向教会吹气的时候,但如微动的晚风。甚盼如大风吹过,扫空一切!这是我们现今所缺乏的。愿至高的神将这福气赐给我们!”司氏的这个愿望终于达到。一八五九年春,英国大复兴的火焰由美国于一八五七年–五八年冬季所开始的复兴消息所燃起,又扩展到爱尔兰与威尔斯去。当年夏天,又扩展到苏格兰去,在那年年底,司布真写着说:”那有安舒的日期至终从主的面前临到我国”(参看使徒行传三19)。

 

在那蒙恩的一年中,没有传道人像司布真那样蒙神重用的,伦敦城成为复兴的中心,新花园街礼拜堂(New Park Street Chaple)的青年牧师(指司氏)的感力普及全地。

 

在此之五年前,当司年甫十九时,他辞去靠近剑桥一处地方的小浸信会,应聘为伦敦城教会牧师职。(按:司布真于一八四三年六月十九日出生于艾赛克斯省的凯尔文登(Kelvedon Essex)。他在一八五O年的正月悔改归主。
他首次在新花园街礼拜堂讲道是在一八五三年十二月,兹后于一八五四年四月应聘为该堂牧师,直到死时。)这是一间非常衰落的教会。坐席可容一千二百人的礼拜堂,每次聚会只有二百人参加。但不到一年,礼拜堂已座无虚席,大有人满之患。一八五五年二月,因为教堂增建关系,聚会移至艾克特堂(可容二千五到三千人),直至五月会堂落成。其实新花园街礼拜堂的增建尚不敷用,因于一八五五年全伦敦城得知这位新青年传道人在他们中间。新闻记者报导说:”自从卫斯理与怀特飞的日子以来,这种宗教上的狂热是向所未闻的。”一八五六年六月,该堂晚间聚会又不得不改在艾克特堂举行,于是为兴建新堂而募捐。于当年十一月,该堂早礼拜又迁移至舍里园音乐大会堂(Surrey Gardens Music Hall)举行,一连有三年之久。在此期间,每主日来听司布真讲道的人数,在五千与九千之间!同时司布真每周讲道有十次之多。在一八五九年,他曾在苏格兰、爱尔兰,多数是在英格兰传道。他拒绝美国方面的恳请,但他的讲道词曾广为美国以及世界他处人士所阅读。

 

因此可知,圣灵的能力与司氏的证道同在,乃远在一八五九年以前,这有丰富的证据。在那复兴之年的末尾,他在《新花园街讲道集》第五卷的序言中写着说:”在神慈爱的显示中,得见圣灵丰富的果实与说不出来的喜乐,诚为快慰之事。……过去六年之久,圣灵浇灌有如甘露,从未停止,恩雨继续滋润。”司氏又说:”此时信众数目比以前更多,教会的热心大大增长。”这在司氏的工作中,乃为最显著的一年。

 

此后于三月一日在怀特飞的礼拜堂内讲道,听众达一万人之多。本年七月司氏初次往威尔斯布道,又在露天布道,听众约在九千与一万人。在乡间露天布道乃司氏当时工作的常态,甚至在一八五九年的十月,他仍对四千听众作露天布道。
司氏在舍里园音乐会堂的最后一年是一八五九年。某次由于司布真的暗示,如果该会堂不守安息日将停止使用,那么会堂将失去一笔可观的租金。结果他们迫使司氏履行诺言。因此在本篇内将临别讲道词包括在内。此后,该会堂”在道德与经济方面日渐衰落”,并且于一八六一年六月被火焚毁。多年后,有位听者将当时在该会堂最后几次聚会所得印象记录如下:”我将永不遗忘一八五九年七月十七日司布真所讲的题目’神大能的作为’。他那天早晨的讲道是何等愉快!天气炎热,司氏不住挥汗,但这身体上的不爽,丝毫不影响他的讲道;他的言词流利,口若悬河。在音乐会堂最后举行的聚会,是在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一日,我也参加。那时天降大雾,但听众并不因之减少。司氏讲题为’神全备的旨意’。我现在回忆起来,那是我青年时代最快慰的经历。”

 

本书所包括的前五篇讲道词都是司氏讲于舍里园音乐会堂的,而且又是他讲词中最优秀的代表作。司氏讲道的内容是他吸引大群众的主要因素。有什么能力来召集八千人的听众呢?是借着广告宣传吗?饶有兴味的礼拜节目吗?音乐的伴奏吗?会后的个人谈道工作吗?不是的,司布真在当时一点没有这些花样翻新的东西!他所讲的就是纯正的福音,正如今日各处所讲的一样。但在今日教会中所传的福音,有司氏当时所发生那样的效果吗?盼望凡读这讲道词的人仔细思索。

 

司布真讲道的能力乃在乎他的神学。他再度发现教会大部分所忽略的–就是所谓”加尔文主义”教义的传道能力。在一八五九年八月十五日举行首都圣会所(Metropolitan Tabernacle)建基石典礼时,司布真即已宣布众所周知的改革宗信仰:”我们相信加尔文主义的五大特点,我们看这五大特点乃是从基督的十字宝架上所放射出来的五条大光。”(The Life and Work of C.H.Spurgen,by G.H.Pike,Vol.II,P.315)一八六一年圣会所举行开门典礼,司氏的讲道题目就是这五大特点–人类的堕落,神的拣选,限定的赎罪,有效的恩召,圣徒的坚守。不但不成为传道的拦阻(即如今日有些纯正信仰的人士这样以为的),司布真以为这些伟大的真理乃是传福音的大能力。”拣选?是的,我相信拣选,拣选不但有渗透的能力,好似盐的能力,对于其他的教义也有调味的功效。最纯洁的传道是从这个真理发出来的。……这真理是神的角声,唤醒在灵性上已死了的人。因为这真理荣耀神,所以神也荣耀这真理。”

 

此外,司布真相信在传扬这些真理与教会复兴之间有重大关系。在教会历史中,差不多任何的复兴都是由纯正信仰发生出来的,这很少例外。当教会突然从伯拉纠派教义所致的沉睡中惊醒的是什么力量呢?岂不是奥古斯丁的伟大工作吗?宗教改革是什么呢?岂不是惊醒人的心而重新回到这些古老的真理吗?不论现代的信义宗离开他们原初的教义有多么远,我必得承认在他们中间有些人不同意我现在所说的,然而无论如何,路德和加尔文关于预定是毫无争论的。他们的意见相同,路德的名著《意志的束缚》(Bondage of the Will)是一部论到神白白恩典最有力的书,也正如加尔文心中所想要写出的。请听他在那本书中如何吼叫的:”让基督徒读者知道,神的预见决不是偶然的:祂的预见、计划、行动是出于祂永远不变的旨意。这就是对自由意志的一个致命的打击。”还用我再提胡司、耶柔米、法勒尔、诺克斯约翰、威克里夫等人的大名吗?这些人都是主张同一的见解,那时候所谓亚米纽斯派的复兴是向所未闻的。就拿现代来说吧,在卫斯理所领导下循道会的大复兴,其根基也在乎加尔文主义的教义。循道会的大部分领袖是反对伯拉纠主义的。他们认为人类完全堕落,圣灵直接工作的必要,并罪人悔改的初步不是由罪人,乃是由神开始的要道而争辩。他们否认自己是伯拉纠派。循道会人士岂不是和我们同样坚定主张:人得救是由于圣灵的工作,而只靠圣灵吗?在卫斯理的讲道中,岂不充满了圣灵对重生之必要的伟大真理吗?不论他有什么错误,他继续传讲靠圣灵重生的绝对必要。还有几点极其相近的辩论,例如人类完全的堕落。当我们提到人自己不能悔改,不能自己相信的时候,不论人怎样斥责我们,然而那古昔的亚米纽斯派信条却都如此相信。不错,亚米纽斯派说神把恩典赐给每一个人,但他们不能辩驳一件事实,那就是若离弃神的恩典,人不可能作救恩中的任何事。有人说加尔文主义的道理是不能复兴教会的,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谬。请你看一看美洲大陆的复兴,那是在爱德华滋的讲道之下所发起的。再看苏格兰教会的大复兴,那是马欣尼(M’Cheyne)所讲的道而引起的。神都使用他们所讲的道,引领千万人归主得救。我个人确实的相信,加尔文主义的道理向来不会使教会沉睡的,只要人们支持这些真理,我个人不是说骄傲的话,我最近给施洗的那一千六百人都是活见证人,证明这古老的真理在现时并未失去它促进宗教复兴的能力。”
论到那些无能力的传道人,他们的讲道不能感动人,司布真说:”我相信那缘故,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福音究竟是什么;他们怕传讲那合乎福音的加尔文主义,因此主不能承认他们。”当提到这些真理对他自己教会的影响,司氏说:”在每月许多准备受洗的人中,大多数是青年人,年长的也不少……我很喜欢听到他们每个人,不但就因信称义的伟大基本真理发表意见,而且也有在恩约之道中受澈底训练的证据。我相信,我们的教会在过去数年间所以如此蒙神祝福的缘故,就是新加入教会的大多数人,在清净教派与盟约派(Covenanters)的古老信仰中有相当建树,因此还没有走向歧途,离弃我们。”(同书第225页)司布真劝勉他作牧师的同工们说:”弟兄们,传道最要紧的事就是讲真理。如果我们要想神与我们同在,我们必得固守真理。”

 

司布真认为亚米纽斯主义乃是危害福音的错误–就是说基督是为救世上所有人类而死,在神改变人之前,他必须自己决定接待基督与否。他公然地指责说:”罗马教的异端是什么呢?岂不是在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功劳上要加添一些东西,带进属血肉之体的行为,来帮助我们在神前称义吗?那么亚米纽斯派的异端又是什么呢?岂不是在救赎主的工作上又加添一些东西吗?……我有我自己的理由说,在今日若不传讲所谓加尔文主义,就不是传基督并祂钉十字架。加尔文主义不过是一个绰号而已;加尔文主义就是福音,并不是别的。如果我们不传因信称义(不靠行为),我不相信我们是传福音;我们若不传扬神的主权之恩,若不高举神拣选的、不变的、永远的、征服的大爱,我们所传的就不是福音。除非我们所传的是以选民特别的救赎为根基–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–我不相信我们是在传福音;若是一个福音叫圣徒蒙召以后又堕落了,我也不能明瞭这个福音。这样的福音是我所憎恶的。(Autobiography,Vol.I,P.172)

 

在一八五九年司布真于英国普莱顿(Brighton)地方讲道。不久以后,当地新闻界宣称司氏已放弃加尔文主义的道理,于是司布真写了以下一段声明寄给当地报馆说:”关于贵报声称我已放弃加尔文主义的要道一事,从始至终这乃是捏造,完全是出于恶意的杜撰。我在所讲的道理上仍是始终如一,毫未改变,并且我盼望忠心持守这同样伟大的真理,直到死时。”(The Life and Work of C.H.Spurgeon,by G.H.Pike,Vol.II,P.327)多年以后,司布真改订早年讲道词,预备再版时写著说:”我迄今仍能持守我早年所传扬的要道,深引为乐。……至于真理的本身,我今日所站的立场,正如主当初召我的时候所启示给我的立场一样。”(Autobiography,Vol.II,P.158)

 

司布真卒于一八九二年。当他活在世上的时候,他目睹教会的离弃纯正信仰。在他的暮年时,人们称他为”最后的清净教徒”,似乎是为信仰的独立英雄。

 

一八九二年教会中的一般思潮与一八五九年的完全不同,正如司布真所预言的,一八九二年的神学就成为二十世纪初叶时的神学了:”今日教会的离弃纯正信仰,将影响到下一个世纪……我说这话虽然在五十年以内被人憎恶,但以后就能辨明我所说的。”自从全国(指英国)的大复兴以来,如今一百年已经过去了。诚然吾人当重新考虑神学变迁所带来的结果。今日教会所以不能复兴,原因就是没有归回司布真所坚持的神学。神学的改变真能够对复兴有所贡献吗?能促进敬虔吗?能感动有罪的世界吗?能吸引热心的听众拥入教会吗?当我们读这几篇讲道词时,让我们面对一个明显的事实–一个伟大的变革发生了–是好、是坏呢?由于现今对福音以及传福音的观念,教会是得着能力呢?抑或受到削弱呢?如果司布真所传的是真正的福音,那么在今日有多少地方仍然带着能力传扬这纯正的福音呢?但愿一八五九年复兴的百周年纪念能使多人思考这个问题,并寻求百年前的大复兴。

 

-未完待续-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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