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布真复兴讲坛：导论

导论

一八五九年一月四日，一个星期二的晚上，年方廿四岁的司布真在伦敦城的艾克特堂（Exeter Hall）内，对男青年会所召集的大群众讲道。他的题目是：”关于圣道的宣传。”他恳切祈求复兴：”我们必得承认，到现在圣灵还没有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浇灌下来……如果神的灵今晚降在会众中间，临到所有的圣徒，那将要生出何等的结果！我们所求的不是惊人的兴奋，乃是神灵的浇灌……现在是圣灵向教会吹气的时候，但如微动的晚风。甚盼如大风吹过，扫空一切！这是我们现今所缺乏的。愿至高的神将这福气赐给我们！”司氏的这个愿望终于达到。一八五九年春，英国大复兴的火焰由美国于一八五七年–五八年冬季所开始的复兴消息所燃起，又扩展到爱尔兰与威尔斯去。当年夏天，又扩展到苏格兰去，在那年年底，司布真写着说：”那有安舒的日期至终从主的面前临到我国”（参看使徒行传三19）。

在那蒙恩的一年中，没有传道人像司布真那样蒙神重用的，伦敦城成为复兴的中心，新花园街礼拜堂（New Park Street Chaple）的青年牧师（指司氏）的感力普及全地。

在此之五年前，当司年甫十九时，他辞去靠近剑桥一处地方的小浸信会，应聘为伦敦城教会牧师职。（按：司布真于一八四三年六月十九日出生于艾赛克斯省的凯尔文登（Kelvedon Essex）。他在一八五Ｏ年的正月悔改归主。
他首次在新花园街礼拜堂讲道是在一八五三年十二月，兹后于一八五四年四月应聘为该堂牧师，直到死时。）这是一间非常衰落的教会。坐席可容一千二百人的礼拜堂，每次聚会只有二百人参加。但不到一年，礼拜堂已座无虚席，大有人满之患。一八五五年二月，因为教堂增建关系，聚会移至艾克特堂（可容二千五到三千人），直至五月会堂落成。其实新花园街礼拜堂的增建尚不敷用，因于一八五五年全伦敦城得知这位新青年传道人在他们中间。新闻记者报导说：”自从卫斯理与怀特飞的日子以来，这种宗教上的狂热是向所未闻的。”一八五六年六月，该堂晚间聚会又不得不改在艾克特堂举行，于是为兴建新堂而募捐。于当年十一月，该堂早礼拜又迁移至舍里园音乐大会堂（Surrey Gardens Music Hall）举行，一连有三年之久。在此期间，每主日来听司布真讲道的人数，在五千与九千之间！同时司布真每周讲道有十次之多。在一八五九年，他曾在苏格兰、爱尔兰，多数是在英格兰传道。他拒绝美国方面的恳请，但他的讲道词曾广为美国以及世界他处人士所阅读。

因此可知，圣灵的能力与司氏的证道同在，乃远在一八五九年以前，这有丰富的证据。在那复兴之年的末尾，他在《新花园街讲道集》第五卷的序言中写着说：”在神慈爱的显示中，得见圣灵丰富的果实与说不出来的喜乐，诚为快慰之事。……过去六年之久，圣灵浇灌有如甘露，从未停止，恩雨继续滋润。”司氏又说：”此时信众数目比以前更多，教会的热心大大增长。”这在司氏的工作中，乃为最显著的一年。

此后于三月一日在怀特飞的礼拜堂内讲道，听众达一万人之多。本年七月司氏初次往威尔斯布道，又在露天布道，听众约在九千与一万人。在乡间露天布道乃司氏当时工作的常态，甚至在一八五九年的十月，他仍对四千听众作露天布道。
司氏在舍里园音乐会堂的最后一年是一八五九年。某次由于司布真的暗示，如果该会堂不守安息日将停止使用，那么会堂将失去一笔可观的租金。结果他们迫使司氏履行诺言。因此在本篇内将临别讲道词包括在内。此后，该会堂”在道德与经济方面日渐衰落”，并且于一八六一年六月被火焚毁。多年后，有位听者将当时在该会堂最后几次聚会所得印象记录如下：”我将永不遗忘一八五九年七月十七日司布真所讲的题目’神大能的作为’。他那天早晨的讲道是何等愉快！天气炎热，司氏不住挥汗，但这身体上的不爽，丝毫不影响他的讲道；他的言词流利，口若悬河。在音乐会堂最后举行的聚会，是在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一日，我也参加。那时天降大雾，但听众并不因之减少。司氏讲题为’神全备的旨意’。我现在回忆起来，那是我青年时代最快慰的经历。”

本书所包括的前五篇讲道词都是司氏讲于舍里园音乐会堂的，而且又是他讲词中最优秀的代表作。司氏讲道的内容是他吸引大群众的主要因素。有什么能力来召集八千人的听众呢？是借着广告宣传吗？饶有兴味的礼拜节目吗？音乐的伴奏吗？会后的个人谈道工作吗？不是的，司布真在当时一点没有这些花样翻新的东西！他所讲的就是纯正的福音，正如今日各处所讲的一样。但在今日教会中所传的福音，有司氏当时所发生那样的效果吗？盼望凡读这讲道词的人仔细思索。

司布真讲道的能力乃在乎他的神学。他再度发现教会大部分所忽略的–就是所谓”加尔文主义”教义的传道能力。在一八五九年八月十五日举行首都圣会所（Metropolitan Tabernacle）建基石典礼时，司布真即已宣布众所周知的改革宗信仰：”我们相信加尔文主义的五大特点，我们看这五大特点乃是从基督的十字宝架上所放射出来的五条大光。”（The Life and Work of C.H.Spurgen,by G.H.Pike,Vol.II,P.315）一八六一年圣会所举行开门典礼，司氏的讲道题目就是这五大特点–人类的堕落，神的拣选，限定的赎罪，有效的恩召，圣徒的坚守。不但不成为传道的拦阻（即如今日有些纯正信仰的人士这样以为的），司布真以为这些伟大的真理乃是传福音的大能力。”拣选？是的，我相信拣选，拣选不但有渗透的能力，好似盐的能力，对于其他的教义也有调味的功效。最纯洁的传道是从这个真理发出来的。……这真理是神的角声，唤醒在灵性上已死了的人。因为这真理荣耀神，所以神也荣耀这真理。”

此外，司布真相信在传扬这些真理与教会复兴之间有重大关系。在教会历史中，差不多任何的复兴都是由纯正信仰发生出来的，这很少例外。当教会突然从伯拉纠派教义所致的沉睡中惊醒的是什么力量呢？岂不是奥古斯丁的伟大工作吗？宗教改革是什么呢？岂不是惊醒人的心而重新回到这些古老的真理吗？不论现代的信义宗离开他们原初的教义有多么远，我必得承认在他们中间有些人不同意我现在所说的，然而无论如何，路德和加尔文关于预定是毫无争论的。他们的意见相同，路德的名著《意志的束缚》（Bondage of the Will）是一部论到神白白恩典最有力的书，也正如加尔文心中所想要写出的。请听他在那本书中如何吼叫的：”让基督徒读者知道，神的预见决不是偶然的：祂的预见、计划、行动是出于祂永远不变的旨意。这就是对自由意志的一个致命的打击。”还用我再提胡司、耶柔米、法勒尔、诺克斯约翰、威克里夫等人的大名吗？这些人都是主张同一的见解，那时候所谓亚米纽斯派的复兴是向所未闻的。就拿现代来说吧，在卫斯理所领导下循道会的大复兴，其根基也在乎加尔文主义的教义。循道会的大部分领袖是反对伯拉纠主义的。他们认为人类完全堕落，圣灵直接工作的必要，并罪人悔改的初步不是由罪人，乃是由神开始的要道而争辩。他们否认自己是伯拉纠派。循道会人士岂不是和我们同样坚定主张：人得救是由于圣灵的工作，而只靠圣灵吗？在卫斯理的讲道中，岂不充满了圣灵对重生之必要的伟大真理吗？不论他有什么错误，他继续传讲靠圣灵重生的绝对必要。还有几点极其相近的辩论，例如人类完全的堕落。当我们提到人自己不能悔改，不能自己相信的时候，不论人怎样斥责我们，然而那古昔的亚米纽斯派信条却都如此相信。不错，亚米纽斯派说神把恩典赐给每一个人，但他们不能辩驳一件事实，那就是若离弃神的恩典，人不可能作救恩中的任何事。有人说加尔文主义的道理是不能复兴教会的，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谬。请你看一看美洲大陆的复兴，那是在爱德华滋的讲道之下所发起的。再看苏格兰教会的大复兴，那是马欣尼（M’Cheyne）所讲的道而引起的。神都使用他们所讲的道，引领千万人归主得救。我个人确实的相信，加尔文主义的道理向来不会使教会沉睡的，只要人们支持这些真理，我个人不是说骄傲的话，我最近给施洗的那一千六百人都是活见证人，证明这古老的真理在现时并未失去它促进宗教复兴的能力。”
论到那些无能力的传道人，他们的讲道不能感动人，司布真说：”我相信那缘故，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福音究竟是什么；他们怕传讲那合乎福音的加尔文主义，因此主不能承认他们。”当提到这些真理对他自己教会的影响，司氏说：”在每月许多准备受洗的人中，大多数是青年人，年长的也不少……我很喜欢听到他们每个人，不但就因信称义的伟大基本真理发表意见，而且也有在恩约之道中受澈底训练的证据。我相信，我们的教会在过去数年间所以如此蒙神祝福的缘故，就是新加入教会的大多数人，在清净教派与盟约派（Covenanters）的古老信仰中有相当建树，因此还没有走向歧途，离弃我们。”（同书第225页）司布真劝勉他作牧师的同工们说：”弟兄们，传道最要紧的事就是讲真理。如果我们要想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必得固守真理。”

司布真认为亚米纽斯主义乃是危害福音的错误–就是说基督是为救世上所有人类而死，在神改变人之前，他必须自己决定接待基督与否。他公然地指责说：”罗马教的异端是什么呢？岂不是在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功劳上要加添一些东西，带进属血肉之体的行为，来帮助我们在神前称义吗？那么亚米纽斯派的异端又是什么呢？岂不是在救赎主的工作上又加添一些东西吗？……我有我自己的理由说，在今日若不传讲所谓加尔文主义，就不是传基督并祂钉十字架。加尔文主义不过是一个绰号而已；加尔文主义就是福音，并不是别的。如果我们不传因信称义（不靠行为），我不相信我们是传福音；我们若不传扬神的主权之恩，若不高举神拣选的、不变的、永远的、征服的大爱，我们所传的就不是福音。除非我们所传的是以选民特别的救赎为根基–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–我不相信我们是在传福音；若是一个福音叫圣徒蒙召以后又堕落了，我也不能明瞭这个福音。这样的福音是我所憎恶的。（Autobiography,Vol.I,P.172）

在一八五九年司布真于英国普莱顿(Brighton)地方讲道。不久以后，当地新闻界宣称司氏已放弃加尔文主义的道理，于是司布真写了以下一段声明寄给当地报馆说：”关于贵报声称我已放弃加尔文主义的要道一事，从始至终这乃是捏造，完全是出于恶意的杜撰。我在所讲的道理上仍是始终如一，毫未改变，并且我盼望忠心持守这同样伟大的真理，直到死时。”（The Life and Work of C.H.Spurgeon,by G.H.Pike,Vol.II,P.327）多年以后，司布真改订早年讲道词，预备再版时写著说：”我迄今仍能持守我早年所传扬的要道，深引为乐。……至于真理的本身，我今日所站的立场，正如主当初召我的时候所启示给我的立场一样。”（Autobiography,Vol.II,P.158）

司布真卒于一八九二年。当他活在世上的时候，他目睹教会的离弃纯正信仰。在他的暮年时，人们称他为”最后的清净教徒”，似乎是为信仰的独立英雄。

一八九二年教会中的一般思潮与一八五九年的完全不同，正如司布真所预言的，一八九二年的神学就成为二十世纪初叶时的神学了：”今日教会的离弃纯正信仰，将影响到下一个世纪……我说这话虽然在五十年以内被人憎恶，但以后就能辨明我所说的。”自从全国（指英国）的大复兴以来，如今一百年已经过去了。诚然吾人当重新考虑神学变迁所带来的结果。今日教会所以不能复兴，原因就是没有归回司布真所坚持的神学。神学的改变真能够对复兴有所贡献吗？能促进敬虔吗？能感动有罪的世界吗？能吸引热心的听众拥入教会吗？当我们读这几篇讲道词时，让我们面对一个明显的事实–一个伟大的变革发生了–是好、是坏呢？由于现今对福音以及传福音的观念，教会是得着能力呢？抑或受到削弱呢？如果司布真所传的是真正的福音，那么在今日有多少地方仍然带着能力传扬这纯正的福音呢？但愿一八五九年复兴的百周年纪念能使多人思考这个问题，并寻求百年前的大复兴。

-未完待续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