亲爱的听友你好， 我是主播宣信。欢迎你继续收听由王明道所著，香港灵石出版社出版的《五十年来》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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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年来 第三十三集 第七章：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（2）：家庭——順父美意

 

11月12日离杭州往崇德县工作，16日到嘉兴，这几天内，心里反复思想这件事，那天日记中记着说：

 

「性情、知识、体健、环境，四者均佳，所不深知者，信仰及心志如何耳！惟就近日所见，似亦十分饥渴羡慕圣道；如此一端并无差错，则斯人足为予侣矣。且也，幼年即能如此慕道，倘受良好之圣道训练，正可为忠心之神仆。苟如是，则足矣！足矣！父乎，尔旨若何？祈明以示我。虽然慎之，勿奔走太急，而致行于父前也。父乎，为此事祈教我，导我，使我不蹈错误。」（1925年11月16日日记）。

 

11月25日再回到杭州，自27日起，应冯氏女校的邀请，在该校讲道九天。11月27日与28日日记中有以下的两段记载：

 

「青年信徒选择配偶之条件，信仰与德行为第一重要，学识，才能次之，体健又次之，其他不足论也。至若以相貌、财产相号召，视此为去取者，则流于纵欲及贪财之大罪，既背神旨，自有灾害，或祸起萧墙，或以生殉情。贻多少异日之祸变及苦痛失望者，无不由于选择婚姻惟视财色为从违，有以致之也。殷鉴不远，青年信徒当何以慎之哉！」（1925年11月27日日记）。

 

「父乎，仍祈尔导仆，勿行错路，勿入迷途。为仆之婚事，祈父将父之美旨清楚向仆显明，勿容仆稍蹈错误，致贻异日之后悔。祈父尽除仆肉体之蒙蔽，俾仆得洞悉父旨。仆心诚愿。」（11月28日日记）。

 

那二十几天中为这事恳切祈祷，反复思想，惟恐走错了一步，招来毕生的痛苦与失败。我真希奇，许多青年人竟敢对异性人一见倾心，来往几次，就贸然谈爱情、提婚事，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啊！

 

11月29日经过了几次的祈祷，晚间同一位老年圣徒谈到这件事，求她的指导，征求她的意见。

 

她应许为这件事祈祷，以后再看能不能作什么。

 

过了几天，我从她知道刘先生夫妇对这件事没有允诺，也没有拒绝，他们认为这件事需要慎重考虑。

 

至於景文小姐呢，当她的母亲讯问她的意见的时候，她回答说，「天父看怎样好，就怎样吧。」

 

从1925年11月底，一直到1926年4月末，我被邀往江浙两省一些地方工作，中间休息的时候便回到杭州。

 

我们双方对议婚的事都没有作任何决定，只等候神向我们显明祂的旨意，一方面也可以彼此多有一些认识。

 

但我的母亲和姐姐对这事是怎样看法，我还不知道。因为我恐怕信中说不明白，以致发生误会，所以预备回到北京同母亲和姐姐当面谈论这件事，也借这次的面谈看看神的旨意如何。

 

母亲以前曾多次说过，如果我要结婚，必须娶一个北京的女子，而且是要她自己看见过的。母亲有一种偏见，认为除了北京人以外，其他各处的人都不好，至於南方人更不必提了。

 

我们院中曾住过几家南方人，母亲常称他们为「南蛮子」。

 

按事实看，我同刘小姐议婚的事，十之八九是要遭母亲反对的。但我信如果这件事确是出于神的意思，神能转变母亲的心，使她赞同。

 

如果神以为不好，我也求祂藉着母亲的反对阻止这件事。母亲从我未落生就居了孀，为我辛苦了二十几年，把我抚育成人。我应当孝敬她、顺从她。

 

我决定不要因为婚事使母亲伤心。如果母亲有一些表示不赞同，我就决意把这事放下，不再进行。

 

刘先生夫妇也很赞同我这种决定。他们也常劝我好好孝敬母亲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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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6年5月10日我回到北京家中，12日我同母亲和姐姐谈到与刘小姐议婚的事，她们没有一句表示不赞同的话，并且认为我所观察的绝不会错误。

 

我向神所要的这最后一个证据，现在也清清楚楚的得着。这时我确知这件事是出于神的美旨了。

 

在家中住了二十一天，6月1日又乘船南下，赴绍兴工作，以后接连在江浙两省一些地方讲道。

 

11月24日在杭州与景文小姐订婚。次日离杭外出到两处工作。12月27日回到北京。1927年在东北各地工作多日。

 

从那次离了杭州，有十七个月多没有再到江南去。一直到1928年6月13日才又回到杭州。

 

7月到福建泉州去作工，23日再到杭州。8月8日上午11时15分在杭州天水桥礼拜堂与景文小姐结婚，由内地会任芝卿老先生证婚。

 

任先生是岳父的老师，是一位敬虔可爱的老人。他读创世记二章和二十四章，从亚当、夏娃，并以撒、利百加两对夫妇的事迹中取出教训来。

 

老先生作很长的训言。我站在堂中虽然因为天气炎热汗涔涔下，却领受了许多的教训和勉励。

 

那天的日记中写了以下的一篇祷告文：

 

「在天之恩父钦，小子以恳挚之心灵向父奉献感谢及呼吁。感谢父恩，赐小子以此良侣。小子深觉此事之成就，自始至终皆有父之美旨存乎其中。更谢父恩，今日以父之宝训借尔仆之口训导提撕小子，使小子知己身责任之重要，前途之远大，俾小子知所警惕，知所奋勉。小子自知已往之种种失败、种种弱点。既沐父恩，敢求赦免已往一切；更将父之新恩赐、新灵力，与父所赐之良偶一同加诸小子。求父以己之大能大力导引小子登得胜之途，亦如此导引父所赐之良侣使吾二人今后同心一志，爱父事主，共行天程，共作圣工。已往之失败，求父使之再不见于今后。求父以父圣洁之爱紧系吾二人于父之道中，使毕生不偏离左右，保守吾二人日进完全，将来亦能欢立于吾主之荣耀中，斯为小子之心所诚愿。」（1928年8月8日日记）

 

我同妻在订婚以前虽然有了一年多的认识，我们却从来没有像现代的青年男女那样交过朋友。

 

只有几次她问过我关於真理的问题，此外我们两个人就从来没有单独谈过话，平常谈话总是和她的父母在一处。

 

直到1926年冬订婚以后，我离了杭州到北方来，我们才彼此通信。

 

有人问到我们的婚姻是新式的、还是旧式的？我只好回答说，「不新不旧、又新又旧、半新半旧。」

 

结婚的前几天，承一位外出避暑的老年圣徒把她的房子借给我们住。刘先生住的房子在东边。

 

中间是礼拜堂，和一个圣经女校，再往西就是这座楼房了。因此结婚的那天没有用任何种车辆，出了礼拜堂穿过两层院门，就到我们住的房子了。

 

岳母在我们结婚的那一天送给我们每人一部圣经，里面各写了一节经训，送给我的是提前四章16节，送给妻的是提前四章12节。

 

我是1900年7月25日生的，妻是1909年3月29日生的。我比她年长8年8个月零4天。

 

结婚的那日，我才过28周岁，妻不足20周岁。我们从提婚到订婚，经过1年，从订婚到结婚，又有1年零8个月。

 

我的朋友石天民在我结婚的日子送给我们一寸对联：「蒙神恩永结良侣；顺主命广传福音。」

 

我和妻婚事的成就，处处看见神奇妙的安排。我到杭州以后，如果不去拜访李静谦女士，根本就不会认识刘先生夫妇。

 

以后到上海，如果不在旅馆里患病，也不会再回杭州。那一次的访问和那一次的患病都出于神的美旨。

 

母亲和姐姐允许我们的婚事更是一件奇妙的事。按母亲以前对我的婚事的主张，她是不会允许这门婚事的。

 

再看我结婚以后母亲和姐姐对我们夫妻的态度，也不会想到订婚以前能得着她们的同意。

 

我深信她们那时的允诺必出于神，好使这件事得以成就，她们的后来的不满意也是出于神，好使我们夫妇二人在试炼中学习当学的功课。

 

我是一个北京人，神却很奇妙的把我领到江南，使我在那里遇到祂为我所预备的配偶，祂的作为是何等奇妙啊！

 

当我和妻未订婚以前，岳母因为听了我受磨炼的经历，曾问我说，「是不是每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都必须经过磨炼？」

 

我回答说，「我想是这样。」

 

她说，「像景文这样没有经过什么磨炼的女孩子将怎么样呢？」

 

我当时不能回答什么，我也不曾想到她要怎样经过磨炼。不料我们结婚不久，就有磨炼临到她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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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31日偕妻离杭州到上海。9月9日由上海乘海轮到青岛，在青岛讲道二十一天，以后又独自往胶州工作。

 

10月15日与妻离青岛，乘轮船到天津，18日到北京。一到家中，我们便遇见我未想到的试炼。

 

每次母亲和姐姐知道我那一天回家，必定早早预备好饭等待着我。

 

那一天我和妻在下午四时到家，母亲和姐姐对我非常冷淡。五时我和妻到车站去取行李，等了多时方取到手。

 

六时半回到家中，母亲对我说，「我们母女和女仆都已经吃过饭了，你自己预备你们二人吃的饭吧。」

 

我只好到街上买了菜来，作好了饭，同妻吃了，我看了这种情形，心中觉得冰凉。

 

我本来想母亲和姐姐看见我和妻一同归来，一定欢喜得很，大家快快乐乐的相聚。

 

谁料到我们竟会遭逢这种待遇呢！我好似堕入五里雾中。

 

次日清早，姐姐在里院大声吵闹，我知道那是对我们夫妻发的，但我实在不明白是为了什么事。

 

姐姐吵闹，我在屋里哭泣，妻也陪我下泪。我不明白姐姐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，妻更不明白。

 

我们为主的缘故不能发作，只好忍受。到家的第三日，我在日记中写了以下的几句话：

 

「吁！黑暗社会！黑暗家庭！黑暗人心！黑暗一至于是，宜乎神怒之将临于此恶世也。凡此种种罪恶，予皆身历其境，亲尝其味，是亦与予大有益助之事：一则使予知工作之道；二则使予能体恤同受试炼之人；三则促予热心事神，奔向永远之家，不以此世为重。既如此，予当谢父之恩，使予处此黑暗之家庭，受此痛苦之磨炼。」（1928年10月20日日记）

 

从那时起，家中充满了猜忌、恶感、吵闹、不安。

 

我留心观察，渐渐明白了事情的起源：主要是由于母亲和姐姐的成见与误会；我自己缺少经验与见识，也增加了这事的严重性。

 

还记得远在我十几岁的时候，母亲就常对我们姐弟二人说，「有什么事情我们现在谈谈罢。将来永盛（我那时的名字）结了婚，家中有了外人，就不能再谈知心的话了。」

 

我那时一点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。母亲说这话的时候，远在我结婚十多年以前。

 

在那个时候母亲就早早认定「儿妇是一个外人」，又早早认定「儿子一结婚就一定变心，再不爱母亲和姐姐，再不同她们一心。」

 

这种观念在心中根深蒂固，无论怎样孝顺的儿子和媳妇，也难得她们的谅解了。

 

我一点不怪责母亲和姐姐这样想。她们所经过的事和所处的环境深深的影响了她们。

 

我们家中除了我们母子三人以外，还有外祖母和姨母，同我们住在一处。

 

姨母比母亲小三岁，始终没有结婚。母亲是一个性情忠厚、头脑简单的人，姨母却十分聪明，工於心计。

 

我们住在一处，却各自过自己的日子，吃自己的饭。

 

母亲本来疼爱她的妹妹，又想到自己有两个孩子，妹妹却独身一人，还需要照顾老母亲，所以常常拿些财物给妹妹，姨母见母亲忠厚慷慨，便常常设法索取母亲的财物。

 

及至母亲有需要的时候，想从姨母得些帮助，姨母却一点都不给她。

 

母亲的东西常常和姨母共同享用，姨母的东西不但不和母亲一同享用，而且都严密的收藏起来，只要能用母亲的，便尽量去用。

 

母亲起初还不在意，日久天长，她便渐渐注意了。

 

加以自己手中有限的财物越用越少，也无力像以前那样慷慨，姨母见自己再不能从母亲得什么，态度便转为冷酷。

 

母亲便痛苦起来。她本来是一心疼爱妹妹，不想竟得着这种结果，于是姊妹二人便常常争吵。

 

母亲受了极深的刺激。她认为自己同胞的妹妹尚且这样，世界上哪能再有好人，哪能再有不想加害于她的人。

 

从此以后，母亲便再不敢信任任何人了。

 

未完待续…。